关于“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的相关问题
孙炜冉、董 健
本文发表于《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因用户时请自行核对原文。
摘 要：开元三年（715），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自突厥内附唐朝，成为最后一批入唐的高句丽人，因其身份显赫，受到唐廷的礼遇。关于高文简的身份以及被封辽西郡王等问题直接关系到所谓“小高句丽国”是否真实存在。在认真分析《新唐书》中关于“后稍自国”这则史料之后，以及高德武之后的历任安东都护情况，可以看出所谓的“小高句丽国”并不存在，以及明确了关于“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的相关情况。
关键词：高文简；莫离支；辽西郡王；小高句丽国；高句丽；安东都护府
《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载：“唐玄宗开元三年（715）……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都督足夹跌思太、叶浑大刺史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首领鹘屈利斤、大首领刺史苾悉颉力、高丽大首领拱毅等……降”。唐册封“辽海贵族”高文简为辽西郡王，食邑三千户，行左卫大将军外置同员，赐室一区，马四匹，物六百段。同书卷977《外臣部·降附》亦载：“开元七年（719）正月乙未，封辽西郡王高文简妻阿史那氏为辽西郡夫人，文简东蕃酋长，率众归我，故有是宠。”此“高丽”何来？《册府元龟》及相关史料未明确记载，但新降于唐，从其妻及同降者多为突厥的都督、大首领等看高丽，此应为原入突厥的高句丽人，现又降于唐，被置于辽西。高句丽亡于后突厥汗国复兴之前十数年，高文简当是高句丽贵族遗民之亡居突厥者，为默啜可汗所收纳，养为女婿。作为前高句丽重臣及“辽海贵族”，高文简显然具有非同一般之地位，故而无论在突厥时，还是投降唐朝之后，都保有较高之待遇。从上述材料及两唐书《突厥传》分析，当是开元三年（715），因突厥默啜可汗暴戾，这些原本附属于他的高丽、足夹跌、吐谷浑、郁射思等部族率众弃其内附唐朝，得到了唐廷的礼遇，纷纷加官授爵，予以安抚。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便是“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与“高丽大酋高拱毅”的归附，因为这两支高句丽人是在高句丽亡国后最后归附唐朝者，而此时已经距高句丽亡国达四十七年之久。他们的到来对于我们分析此刻的营州形式及安东都护府的存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可以分析此刻位于营州地区是否有“小高句丽国”的存在，以及高氏王族后裔在安东都护府内的相关情况。
一、高句丽亡国后的移民流向
总章元年（668），唐朝东征讨灭了高句丽，这个有着705年国祚的地方民族政权从此消亡，其国民被大量迁徙至唐境内陆，亦有留在故地、投附新罗、倭国、突厥及靺鞨地区者。唐朝灭亡时高句丽共有69.7万户、348.5万人口，[①]根据吾师苗威的推算，这些高句丽人口的流向分别为迁入唐朝内陆155.27万户，留在高句丽故地（安东都护府）68.38万户，流入新罗33.85万户，战争死亡27万户，亡入渤海35万户、突厥、26万户、百济故地（熊津都督府）2万户、日本1万户。[②]当然，这其中很多人口是变化流动的，比如迁入唐朝内陆的移民，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之乱”后，又有人随大祚荣东走；留在安东都护府的，也有许多后来陆续投附突厥和靺鞨；还有本文所着眼的高文简家族，据笔者分析，亦是在内迁唐朝之后又转投突厥，随后再投附唐朝的。可以说，高句丽亡国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高句丽人的去向都是在变化流动的，并不完全固定，这也加大了学者对其研究的难度。
二、高句丽人的反叛及高文简的降附突厥分析
高句丽亡国后，其国人并不甘心就此被他人所统治，在其故地先后爆发了若干起反抗斗争，或都被唐朝翦平，或将其内迁，或逃至周边国族。其中规模较大、持续较长的反抗斗争就是安胜的“报德国”。总章三年（670），高句丽故地发生贵族钳牟岑（《三国史记》作剑牟岑）纠集的叛乱，失败后南逃新罗。新罗在同年八月册封其中的高句丽王室后裔安胜（《新唐书》作安舜）为“高句丽王”，册文称赞其“流离辛苦，迹同晋文；更兴亡国，事等卫侯”，希望“永为邻国，事同昆弟”；安胜等也表示“愿作藩屏，永世尽忠”。上元元年（674）新罗改封安胜为“报德王”，弘道元年（683），新罗神文王“征报德王安胜为苏判，赐姓金氏，留京都，赐甲第良田”，然而，安顿下的高句丽人并未得到善待，第二年（684）安胜的族子大文便在金马渚反叛新罗，被新罗诛杀。“余人见大文诛死，杀害官吏，据邑叛，王命将士讨之，逆斗逼实死之。陷其城，徙其人于国南州郡”，高句丽遗民的报德国就此灭亡。[③]其他高句丽故地的零散叛乱也都在咸亨四年（673）瓠卢河之战后被时任燕山道总管的李谨行肃清。[④]其后所见高句丽反叛事件，唯在仪凤二年（677），唐授原高句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郡王，使还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镇抚本蕃。
高藏返辽东后，潜与靺鞨勾结谋反，事未及发，唐已知之，召藏还内陆，配流邛州（今四川邛崃）。唐再散徙高句丽人于河南、陇右诸州，留贫弱者于安东城旁。此后，唐朝依然未放弃对高句丽遗民的辖控，为了安辑这些遗民，又于圣历元年(698)，册朝鲜郡王高藏之孙高宝元为忠诚国王，委其统摄安东旧户。然而事竟不成，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盖因此时契丹之乱，营州之所不能自治，契丹、突厥侵袭营州所致，造成了高宝元的安东之任不能成行。次年，即圣历二年（699），契丹叛乱暂息，唐又委任高藏第三子高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此前，高德武就因任辽东都督，镇压契丹叛乱有功，而得到唐朝的嘉奖，[⑤]所以成为此时镇领安东高句丽遗民本蕃的不二人选。然而，就在同一年，叛乱的“契丹余众不能立，遂附突厥”。突厥犯边，辽西从此成为战场，突厥人侵袭了辽西地区，营州陷落。从营州都督府被迫南迁，圣历二年（699年）侨治于渔阳可见唐朝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失控，高德武虽然赴任安东，然而随着营州陷落，业已失去与中央的联系，所以高德武赴任安东后，“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⑥]由此，再不见高德武一支的踪迹。那么，高德武是否在辽东自立了呢？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其自身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另外，其周边的突厥和新立之大祚荣靺鞨国也不可能给其自立的空间。从当时突厥侵占营州及“（高句丽人）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可断定，此时之高德武一支迫于形势，当是投附了势盛的突厥默啜可汗。
三、高文简与高拱毅的不同身份
作为高句丽王族后裔的高德武一支，投附突厥后，势必是得到了默啜可汗的厚待，而从时间段限来看，高文简当为高德武之子嗣无疑，在《册府元龟》中称高文简为“高丽王”[⑦]足以证明其王族出身。此外诸多材料中皆还言其为“莫离支”，莫离支是高句丽后期出现的一种新官职，莫离支是泉盖苏文家族自设的一种取代大对卢的新的最高官职，并非是旧有的任何一种官职，它的职能其实已超出了宰相的性质，而且具备了专制权臣为篡夺王位而自设的临时性特殊官职的特点。高句丽后期，握有实权的名为莫离支的官职出现并掌握了政权，这是高句丽后期统治体制的一个特点。[⑧]唐乾封元年（666年），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继任莫离支，与其弟泉男建、泉男产不和，泉男建自封莫离支，发兵讨伐泉男生，泉男生派其子泉献诚向唐朝求救，投降唐朝，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克平壤，高句丽国王高藏投降，唐平定高句丽，泉男生也就成为了最后一任莫离支。[⑨]那么高文简为何会有莫离支的官职呢？这应当与高德武入突厥后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德武以高句丽王室之身份入附突厥，在政治地位上应当保有一定的自主性，故能以“高丽王”而自居，定然是得到了默啜可汗的认可，但作为寄人篱下的投附之臣，“王”者是与“可汗”同列之称，所以平日高文简还需有一个可以在默啜可汗之下的官衔，因此择选了高句丽亡国时，身份最为高贵的莫离支之职而自居。正因为这一支高句丽力量为王室后裔，高文简才得以成为默啜可汗的女婿，以加强突厥对这一支高句丽力量的笼络和控制。此外，可以看出，高文简一支与高拱毅一支虽同属高句丽人，且都为投附于突厥羽翼下的高句丽人，然而从始至终两支力量都是分属而辖。可见，他们应该是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流入突厥的，尽管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史料分析，高拱毅一支最早应是在亡国之初的总章元年（668）、最迟当是在仪凤二年（677）受高藏意图潜与靺鞨叛乱的影响而投附突厥的。在入突厥之后，也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才有能力于开元三年（715）以六支独立的力量之一投附唐朝，但从陈述的序位来看，其力量和地位相对较低。
四、高文简入唐后的安东都护情况及小高句丽国是否存在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高德武被封安东都督后，因形势所迫，又入突厥，所以才有“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⑩]的记述。然而，因《新唐书》撰写时，有“明年，以藏子德武为安东都督，后稍自国。至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云”的记载。那么欧阳修和宋祁因何说其“后稍自国”呢？还补记了“至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云”呢？盖因此时王氏高丽与宋建交，出于政治原因，王氏高丽自诩为高句丽后裔之国。混淆了欧阳修之视听，在欧阳修所撰写之《新五代史·高丽传》中尤为明显，其载：“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将唐朝之高句丽与宋时之王氏高丽混为一谈。宋代曾巩还曾就此问题撰《高丽世系十问》，可见因当时两地为辽所隔，信息不通，造成中原学者对半岛问题的模糊。而欧阳修撰《新唐书》时，所言之“稍后自国”盖指王氏高丽，而非高德武据安东自国，因此后营州所治及安东都护府所治，在高文简附归唐朝后，重新迁回辽西，唐册封高文简为辽西郡王，高氏虽再主安东府，然而安东都护府却并未就此被高氏把持。
此后还有薛泰(《资治通鉴·开元八年》载：十二月，“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讨之”。[11]《旧唐书·靺鞨传》载：“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12]《太平寰宇记》卷175、《册府元龟》卷170、《新唐书·北狄靺鞨传》及《唐会要》卷10作“开元十年”。)、李璬（《旧唐书·颍王璬传》载：开元“十五年，遥领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使。”[13]《新唐书·颍王璬传》略同。[14]《唐大诏令集·庆王潭凉州都督制》载：“颖王沄为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使……开元十五年五月。”[15]又见《全唐文》卷22，《册府元龟》卷281）、臧怀亮（《右羽林大将军臧公(怀亮)神道碑》载：“以功最拜羽林卫大将军，复以本官兼安东大都督府都督……以开元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薨于京师......春秋六十有八。”）、[16]王玄志（《旧唐书·侯希逸传》载：“天宝末，安禄山反，署其腹心徐归道为平卢节度。希逸时为平卢裨将高丽，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徐归道，使以闻，诏以玄志为平路节度使。”[17]又《旧唐书·李忠臣传》载：“正臣卒，又与众议以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18]《资治通鉴·至德二载》记：“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自范阳败归，安东都护王玄志鸩杀之。”[19]又见《册府元龟》[20]）等。结合《新唐书·地理志》和唐朝贞元年间宰相贾耽的《道里记》分析，在8世纪90年代，仍然存在安东都护府驻于辽东，所以在安东都护府废撤之前，营州境内不可能有自治的高氏政权。那么安东都护府废撤之后有无高氏自国的可能呢？
《册府元龟》中载：元和“（818）十三年四月，高丽国进乐器及乐工两部”[21]结合《新唐书·高丽传》“稍后自国”的记载，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认为高句丽灭亡后至渤海建国前这一段时间，曾存在一个“小高句朋国”，似乎这个“小高句丽国”对高句丽与渤海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遗民建立了小高句丽国即渤海国，从而使二者存在被继承与继承的关系。日野开三郎从1954年开始在《史渊》发表一系列论文主张在高句丽灭亡后曾建立过“小高句丽国”后来收入《日野开三郎著作集》卷8《小高句丽国研究》。[22]1990年以后上田雄的《渤海国之谜》也肯定了“小高句丽国”的存在，并称“小高句丽国”为“朝鲜郡王国”。[23]而中国学者则以梁玉多为代表，赞同“小高句丽国”真实存在。[24]而日本学者古畑彻及我国学者朱国忱、魏国忠、黄约瑟、王健群、王承礼等则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依据有关史实，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小高句丽国”和“朝鲜郡王国”。[25]据金毓黼考证，《新唐书》所载“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云”，实则误抄《册府元龟》“高丽国进乐器及乐工两部”所致，元和年间（806—820)并无高丽国，考《三国史节要》可知，元和十三年来朝献乐工者为新罗，[26]“高丽”系《册府元龟》撰写者之误笔，唐人记载常称新罗为高丽，日本记载亦称渤海为高丽，《册府元龟》中则混淆了高丽与渤海，而欧阳修撰《新唐书》时又误抄《册府元龟》所致。[27]如梁多玉在《简析渤海国对其周边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中认为小高句丽国存在所据之材料：“（盛唐时期疆域）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人番。以外为绝域。”[28]明显可以看出，此中所指“高丽”当是“新罗”，在渤海雄踞海东之前，唐所指之东毗盖为新罗。且根据唐太和八年（834年）幽州判官张建章出使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后所着的《渤海国记》，[29]“备言其事”，而在张建章《渤海国记》中亦无所谓唐与渤海间有所谓“高丽”之国，更无所谓渤海国羁縻之“小高句丽国”的任何佐证。由此可见，日野氏所言，小高句丽国应存在于9世纪初的论断也无据可依。
藉上所述，高文简实则为圣历二年（699）被封安东都督的高德武之子嗣，因营州之乱后，突厥趁乱南陷营州，由此阻断高氏与唐朝的联系，在强大的突厥羽翼之下，不得已转而委身投附突厥，因高氏为高句丽王族嫡裔，身份显贵而受到突厥的礼遇，高文简更是能够成为默啜可汗的女婿。然随着唐朝势力的再次崛起，突厥势衰及默啜可汗无道等多方面原因，高文简等决定趁势重归唐域，并且此次归附还一同领回总章年间（668—670）由高句丽故地流入突厥的高拱毅一支的高句丽人。高文简重归唐朝后，依然受到极高的礼遇和殊荣，被封为辽西郡王，委以重任，当是在同年(715）被授予安东都护镇守辽西，其家族一支在辽西生活。在其任后，安东都护府一直存在于营州地区，安东都护也都由朝廷委任，直至上元二年（761）才被废撤，但辽西、辽东仍为营州辖境。此时营州以东为渤海都督府，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不可能存在一个“小高句丽国”。所谓小高句丽国不过是日野开三郎仅凭“后稍自国”断章取义，臆想出来的。所谓“至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云”乃是渤海国，系《新唐书》编撰者误抄《册府元龟》之故。
[①]《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总章元年（668）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卷39《地理志二·安东都护府》，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26-1527页；卷199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7页。
[②]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8-230页。
[③]“报德国”事见《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上》十年（670）秋七月条（第89页）；卷7《新罗本纪·文武王·下》十一年（671）秋七月条（第92页）、十四年（674）春正月条（第99页）；卷8《新罗本纪·文神王》三年（683）冬十月条（第106页）、四年（684）十一月条（第106页）；卷22《高句丽本纪·宝臧王·下》二十七年（668）条（第271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④]《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咸亨四年（673）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页。
[⑤]《全唐文》卷214《陈子昂·为建安王与辽东书》、《陈子昂·为建安王与诸将书》、《陈子昂·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
[⑥]《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8页。
[⑦]《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卷977《外臣部·降附》，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第3872页上栏、第3894页下栏。
[⑧]华阳：《关于莫离支的几种观点及我见》，《东北史地》2008年第6期。
[⑨]《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泉男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23页。
[⑩]《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8页。
[11]《资治通鉴》卷212《唐纪》28，开元八年（720）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03页。
[12]《旧唐书》卷199下《靺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59页。
[13]《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颍王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63页。
[14]《新唐书》卷82《玄宗诸子·颍王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10页。
[15]《唐大诏令集》卷36《庆王潭凉州都督制》。
[16]《全唐文》卷265《李邕·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
[17]《旧唐书》卷124《侯希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33页。
[18]《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40页。
[19]《资治通鉴》卷219《唐纪》35，至德二载（757）春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00页。
[20]《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十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第822页上栏。
[21]《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第3857页上栏。
[22]（日本）日野开三郎：《日野开三郎著作集》，东京：三一书房，1984年。
[23]（日本）上田雄、孙荣健：《日本渤海交涉史》，东京：六兴出版社，1990年；（日本）上田雄：渤海国の迷——知られだゐ东アジアの古代王国》，东京：讲谈社，1992年。
[24]梁玉多：《关于“小高丽国”的几个问题》，刘厚生、孙启林、王景泽主编：《黑土地的古代文明——全国首届东北民族与疆域问题学术研讨会文集》，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0年；梁玉多：《简析渤海国对其周边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25]朱国忱、魏国忠：《再论渤海王国的族属问题》，《北方论丛》1983年第1期；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中古史研讨会论文集之一》，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日本）古畑彻：《所谓“小高句丽国”存在与否的问题》，《东洋史研究》1992年第51卷第2号；王健群：《南北国时代论“纠谬”》，《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9页，等。
[26][李氏朝鲜]卢思慎：《三国史节要》，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3年。
[27]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1980年，第231页。
[28]《唐会要》卷100《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98页。
[29]《宋史》卷249《王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