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reys（高丽人），这是我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后学会的第一个词。
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街头，一张东亚面孔总是显得格外惹眼。在这个相对保守的国家，高鼻梁大眼睛的路人们，时不时会向你投来好奇但友善的目光，一如我们当年在北京街头看金发碧眼的老外一样。
一些胆子大点儿的乌国人，会善意地主动来到你身旁，向你热情地打招呼，然后问出那个我不知道在这里听过多少遍的单词：“Koreys？”
起先我并不以为意，但后来被误认的次数多了，心底难免会觉得不快。记得在中国尚未崛起之前，在海外的国人们总是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感觉被忽视的国人们往往以此激励自己。
我前不久在英国的时候，听到不论是奥特莱斯商城还是伦敦牛津街，店员们脱口而出的已经是“China”了，心下的虚荣被小小地满足。
伦敦牛津街（Oxford Street）是英国著名的购物街
难道，“一带一路”仍没有让乌国人更青睐中国人吗？
我心怀疑虑地向当地青年汉学家Nigina请教，她听罢哈哈大笑，连忙解释道，乌国人的误认与国家轻视无关，对他们而言，中日韩三国都很强盛，自然没有嫌贫爱富之说，他们也很难从相貌上分清游客来自哪国。
乌国算不上热门的旅游国度，来此自由行的东亚人相对较少，大部分都是随团出游。当地人看到一个东亚面孔的人独自上街时，之所以会优先说“Koreys”，是与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历史休戚相关的。因为他们头脑里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这是一个中国人或韩国人，而是这个人是不是当地高丽族的？就像汉族人时常把在华乌国人误认为来自新疆一样。
Koreys一词音译自“高丽”，等同英文Korea。为了同中国语境里的朝鲜与韩国相区别，且乌国朝鲜族人大部分是朝韩分家前的后裔，故本文采用了“高丽人”这一传统的说法。Nigina强调说在乌国，一般称他们为Rus-Koreys。
同中国一样，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总人口仅有3308万，却拥有多达130个民族。其中，境内的高丽族占0.7%，约23万，是乌国八大民族之一，境况类似于中国境内的俄罗斯族。
融合朝鲜族、乌兹别克斯坦传统元素的服饰
从地理版图上看，乌兹别克斯坦与朝鲜、韩国相距甚远，中间隔着整个中国，那为什么乌国会有为数众多的高丽人呢？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过往呢？
从朝鲜国到俄国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而言，他们的民族志其实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避难和流放史。
故事要从19世纪说起，强盛的沙皇俄国与腐朽的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直接拉近了俄国与朝鲜国之间的距离。
1858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在瑷珲
相传在1860年，第一对高丽夫妇越过边境进入俄国，开启了先例。而在1863年年底，一些高丽人向俄当局请愿，希望能够移居。
在考量过诸多因素后，1864年1月，他们的请愿被沙俄滨海省总督批准。14户65名高丽人正式进入俄国，建立了第一个高丽人村。之后，越来越多的高丽人向俄国南乌苏里地区慢慢渗入。
俄国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坐拥肥沃的耕地，加上日本不断干涉朝鲜王朝的内政，这些均成为彼时俄国吸引高丽人的重要因素。早先的移民数量不算多，也有过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但进入20世纪后，情况急转直下。
1904—1905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进行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最终俄国战败，日本借机彻底侵占了朝鲜半岛，并施行了残酷的殖民镇压。
受到日本压迫的一部分高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俄国，寄望能在异国他乡觅得安身之所。前来避难的高丽人越来越多，在俄国远东（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形成了聚集区，到1915年前后，已有7.5万人迁徙至此。
20世纪初，受到日本压迫的一部分高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俄国
一战爆发，夹缝中的在俄高丽人进退两难，有的逃回了朝鲜半岛，有的留在了远东。十月革命后，列宁倡导的“民族平等”政策在当时强烈吸引着在俄高丽人，一些人甚至加入了红军队伍，高举布尔什维克的大旗对抗白军，成为苏维埃在远东重要的革命力量。
在俄高丽人在一战胜利之后，渐渐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他们修建了母语学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并随苏维埃政权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改造。其间，有一万多人加入了苏联国籍，在俄高丽人似乎正在实现在地化。
“高丽族的女儿”
怎奈好景不长，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将中国与苏联卷入了远东的战火，也将那些刚刚获得归属感的在俄高丽人拉下了火海。
“九·一八事变”让中国东北沦陷，直接威胁到了苏联远东边境的安全。日本从中作梗，利用东亚人样貌相似的特点，收买了大量高丽人做间谍。这些“朝奸”为非作歹，泄密、暗杀、破坏铁路、炸毁建筑等事件频发。一时间，远东地区成为是非之地。
与此同时，针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苏联肃反运动”也牵连到了在俄高丽人。在俄高丽人并未真的被视作苏联的一分子，反被认作“日本侦探员人才的源泉”，成了对苏联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隐患的“人民的敌人”。因此，在这场运动中，有2500多名高丽人被捕、流放与处决。
（“苏联肃反运动”，是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
1937年中国卢沟桥事变后，远东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莫斯科当局为了确保远东边境安全，掌控对战局的主动权，根绝日益嚣张的间谍活动，于时年8月21日颁布决议勒令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近20万高丽人，在新年之前整体搬迁到中亚地区。
此举一来让他们在广袤的中亚进行垦荒，二来杜绝在俄高丽人与日本的勾结，三来断了高丽人另立门户的异心。地处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就是在这个时候与高丽人发生关联的。
与其说是迁徙，不如说是流放。莫斯科当局深知这近20万人的潜在能量，为了消解他们，当列车临近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阿尔马林州的乌什托别时，当局就开始对高丽人进行有计划地“播撒”了——每行进一段距离，就有一两千高丽人被驱赶下车。一路上就这样零零散散，从哈萨克一直“播撒”到乌兹别克。饥饿、寒冷、疫病、车祸，很多高丽人都不幸在流放的途中过世。
流放途中的高丽人
虽然相关部门后续对这些移民予以了相应的安顿，勤劳的他们也凭借不屈的努力在中亚逐渐站稳了脚跟，成为当地的高丽族，但对他们而言，这场大迁徙无疑是饱尝辛酸与悲痛的。
后来的高丽人，将这些中亚的零散居民点称为“高丽族的女儿”，因为俄语中“点”与“女儿”谐音。一声“女儿”，不禁让了解那段悲惨历史的高丽人为之落泪。
“真的回不去了”
从布哈拉到塔什干的火车上，我的邻座恰巧是一位乌国高丽族人，年纪在50岁上下，头发有些花白。他告诉我说，自己算是第三代移民，目前在一家日企供职。
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由于日据时代的关系，他爷爷那辈平时更多说的是日语，而到了他这辈，尽管很多高丽人都能说乌语、俄语和日语，却唯独不会说朝鲜语了；即便会说的，也带着极浓重的口音。
语言的退化，意味着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瓦解。幸运的是，流落至此的高丽人终于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平静。当地的中亚人向他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为漂泊无依的他们送去了“家”的温暖。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中亚的高丽人再次陷入了身份的迷茫，虽然兴起过短暂的回归故土的热潮，但很快归于平静。“是真回不去了，完全回不去的。”那个高丽族中年人说这话时，很平静，没有任何波澜。
在中亚的高丽人与故国分离太久了，语言和习惯已经存在了较大的差异，无法真正做到叶落归根。加之朝韩的分裂，他们彷徨于南北之间，情感上更近朝鲜，理智上更倾向韩国。
然而，不论是在朝鲜还是韩国，中亚高丽人都受到了冷落与歧视——被视为蹭吃蹭喝不懂规矩的穷亲戚。彼时迸发出的民族热情，就这样很快熄灭了。
碰壁后的他们，不得不“重新返乡”。1994年，俄罗斯政府通过《关于为被镇压民族平反的法律》高丽，承认1937年强迁高丽人是错误决定，并完全恢复了高丽人的正当权利与自由。中亚诸国也始终张开着双臂，抚慰与接纳了心灵受到创伤的游子们。
中亚各国内部情况也略有不同，如与俄罗斯接壤的哈萨克斯坦的俄化程度最高，距离较远的乌兹别克斯坦则早早开始了去俄化。高丽人纷纷做了百年来的最后一次人生选择，一部分人前往了俄罗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安安心心地做中亚人。
“我身体里流淌着高丽人的血，但心高丽，已经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了。”途径撒马尔罕时，这位邻座的高丽族人与同伴一道，在车站月台买了一大兜当地有名的撒马尔罕馕，然后像其他乌国人一样，一面笑盈盈地喝着可乐，一面用手掰着刚出炉的馕饼。车厢里顿时弥漫起一股诱人的乌兹别克麦香。
历经百年的颠沛流离，乌国的高丽人终于真正安定了下来，心底不再为身份问题而纠结。与当地融为一体的他们，仍保留着些许传统与特点，譬如用大酱缸腌制泡菜，去楚苏巴扎买五花肉（乌国是穆斯林国家，但仍为部分民族供应猪肉），追捧《继承者》这样的流行韩剧；受20世纪90年代韩国传教士入中亚传教的影响，大多高丽人信奉的是天主教……
一名朝鲜族妇女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市场内出售朝鲜族传统泡菜
曾经的苦难，铸就了乌国高丽人顽强的品格。几代人用鲜血与汗水换来了今朝的岁月静好，他们为自己是乌国人而自豪。在这片仁慈的土地上，高丽族人正为自己的民族书写着新的华章。
作者 | 李广旭
编辑 | 谢奕秋 xyq@nfcmag.com
排版 | 邓书婷，龙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