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朝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一直都给人以积贫积弱的印象，当然在教科书上也确实是这么描述的，这主要是因为两宋皆面对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这种侵扰是不断变化而且具有长期性的。再加上北宋时期所奠定的文官基础，守内虚外国防重点的内移，使得北宋纵然有百万军队却仍难以抵达当少数民族的入侵。南宋时期情况更加恶劣，虽然有长江天险，但是统治集团的不思进取，奸臣当道使得南宋屡屡战败。
由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隔断了传统的陆路交流通道，因此两宋便将视野转向了海上外交和贸易，航空技术在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造船规模的扩大，使得海上外交和经济来往成为两宋统治者的新宠。海上之路的开发也没有令人失望，两宋积极开展海上商贸活动，不断派出使者前往海外，在宣扬国威的同时，促进了国际经济、政治的交流与来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浙东地区明州港口的快速崛起。
北宋形势图
北宋时，处理海上对外贸易来往的机构主要是三大市舶司，明州就是其中一个，其地位可见一斑。而明州也在宋神宗熙宁七年取代了登州，从此成为了两宋政府与高丽进行交往的第一渠道，使明州在东亚贸易圈中存在的地位更加关键高丽，意义更加深远。
《宋史》载："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斋诸蕃并通货易。九年，集贤殿修撰程师孟请罢杭、明州市舶。"
高丽国位于朝鲜半岛，其战略地位引起了两宋统治集团的关注，北宋面对北方的辽国，南宋则面对北方的金，而高丽正好处于东亚大陆的东北地区，这与两宋都可以在战略形势形成对敌人的半包围夹攻。因此从战略地位角度来看，高丽也就成了两宋统治者极力拉拢的对象，当然两宋的政策也是有的放矢，不会无脑去一味地拉拢，并且北宋与南宋在政策上又有各自的不同。
泉州市舶司
北宋时期对高丽主要采用安抚拉拢同时适度限制双方贸易
北宋政府自建立起就生存于北方契丹族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高丽所面临的军事形势之严峻丝毫不逊于北宋，随时可能被契丹吃掉，因此两国联盟也是形势所逼。太宗赵光义早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心，以求稳固北部边防，杀杀契丹的势力，而他也关注到了高丽的重要战略地位，若能与其实现同盟，便能夹击契丹，因此在北伐之前就曾派监察御史韩国华携诏谕高丽王，直接提出同仇敌忾，合师北上的建议。
处于北宋战略地位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北宋统治者与高丽进行了频繁的沟通，直接将高丽当成自己的兄弟盟友来对待。这和以往心气高傲的中原王朝心理完全不同，或者是北宋急于收复故地与契丹决战的需要吧，归根结底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北宋积极展开同高丽的外交活动，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全面展开。总之北宋愈发亲近高丽，就愈能证明北宋收复故地的决心有多强。
韩国华
高丽获得了高于西夏的待遇，并且与北宋达到了真正军事同盟的关系，双方之间的使臣来往等级也很高，北宋政府对高丽的盛情态度已达极点，其目的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但在两国海上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就大相径庭了，从双方的海上经济贸易来看，北宋还是干预十分强烈的，甚至大有阻挠限制之势。可能是出于北宋国家形势和政策的需要，北宋统治者从太宗时期就始终对同高丽的贸易进行了部分限制，同时坚决杜绝私人出海行动。
《宋史》载："升其使为国信，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以上黥面流海岛。至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
宋太宗
南宋时期在政治上疏远高丽但加强贸易往来
北宋灭亡之后高丽，南宋继之而立，但是北方土地已经尽落于敌手，并且徽钦二帝还被金人掳去北上，这一切来得虽然有预兆，但是又显得那么突然。南宋肇建之初，凭借江南地区强大经济发展基础，也算是站稳了根基，并且在初期大有反攻金国，恢复国土之势。因此高宗也想要效仿北宋太宗之法，与高丽建立同盟。无奈高丽也迫于国内紧急形势拒绝了高宗，从此双方在政治上的联系便渐行渐远了。
《续资治通鉴》载："绍兴元年十月，高丽将入贡，四明残破之余，恐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绍兴六年，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银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
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
不同与政治交往上的冷漠态度，南宋时期还是非常重视海上商业贸易的发展的，主要是因为北方陆路交通已经阻绝，再加上南方地区本来就有着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再凭借其临近海洋的独特优势区位，因此海上贸易在南宋是一直颇受重视的。而与高丽政治外交的失败没有使得双方彻底断绝来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双方于浙东地区进行大规模且频繁的海上贸易。
绍兴八年三月，宋商吴迪等63人自明州起航赴高丽经商。次年七八月间又有4批宋商共327人从明州赴高丽。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宋商侯林等43人赴高丽，高丽海商徐德荣也来明州经商。两国商人往来频繁，人数也颇具规模。而明州出口高丽的货物有：瓷器、腊茶、丝绸等。如此丰富的商品种类，可谓琳琅满目，实为证明当时两地贸易之盛的最佳材料。
靖康之变
从海上外交活动来看北宋与南宋政策的得失
以南渡为界，宋朝政府对高丽的政策因双方及主要敌人所处形势、立场、实力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致使两宋政权各自对高丽的政策在正反两方面的关注点上恰好相反，并各自产生了不同的得失效果。北宋时，政府对搞好宋丽关系不遗余力，其产生的政治军事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辽宋自澶渊之盟后未发生过重大战事，其中自然有高丽牵制的潜在功劳。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合作和大最典籍的流出也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但过度频繁的外交活动也同样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北宋为了拉拢高丽，在官方的宴游馈送活动中完全处于人不敷出的状况，而且外交活动附带的排场花费同样数目巨大，最后必然摊派于民，造成严重的后果。
《宋史》载："初，高丽人使，明、越困于供给，朝廷馆遇燕赍锡予之费以钜万计，馈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费亦不赀。三节官吏縻爵捐廪，皆仰县官。"
赵构
南宋时，由于奉行了重视经济交往的政策，以明州为中心的对高丽贸易港口的商业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大量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丰厚的税源，充实了南宋政府的国库，成为了维持南宋政府统治的一大支柱。另外，商业活动也促进了港口及周边地区服务业、交通业和航海工业的发展，加快了这些地区城市化建设的脚步。优厚的客观条件吸引更多的商人前来，从而形成一个地区性经济的循环发展圈子，具有深远的意义。
另一方面，高丽对宋交往的港口也同样热闹非凡，频繁的贸易往来为高丽同样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使得高丽与南宋成为商业上的互利关系，从而又形成一个政府间贸易的循环发展圈子。两个循环发展圈子如同两道保险，无形中推动着宋丽经济关系不断提升。这种和平繁荣的经济往来极大满足了双方统治者的心里需要，对于南宋来说偏安一隅，享受荣华富贵，祖宗之地也就渐渐成为昨日黄花了。
宋朝商船
评价
北宋灭亡后，南宋政府在战乱中草草建立。由于形势的变化，并且由于高宗联盟高丽遭拒，这在南宋统治集团留下了心结，政治上来往的失败，使得南宋时期对高丽的态度相较于北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北宋时那种宽容热诚的态度一去不返，而代之以无休止的猜疑和不信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宋朝政府自身实力的骤减，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已不存在力量上的大致平衡，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其次是随着金国势力的膨胀，高丽受到的压力也较宋辽对峙时更大，且地理上的犄角之势也已因金的国土扩张而丧失了意义。高丽成为金政权广阔腹地包裹着的孤岛，与南宋的政治合作在形势上已不可能实现。北宋对海上贸易，尤其是对高丽贸易的限制，和政治上拉拢高丽同样是出于对基本军事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安全问题。
由于商人的流动性和功利性很容易造成政治军事情报的泄露和军事技术的外流，甚至本身直接成为敌国间谍，对国防安全威胁很大。这样看来，采用严刑峻法限制对高丽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南宋政府政策的弊端是从经济问题开始的。由于南宋与高丽无论幅员、人口都不可相比，故而在极为开放的环境下，南宋政府进口商品的数量和价值，往往大大高于出口高丽的商品的数量和价值，出现"人超"的现象。
在使用实物货币的年代，造成的结果就是贵重金属的大量流失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虽然南宋政府也曾试图用法律办法阻止贵重金属的流失，但却得到了相反效果。从明州地区的海交活动可以看出，由北到南，两宋政府因其所处的环境和实力的变化，对高丽政策发生了明确的转变，转变前后的政策内容完全不同，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而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各有其得失所在，其中许多珍贵的经验对于今世的对外交往活动仍具有指导意义，是历史为我们提供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