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东面的那个半岛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北面称南面为南朝鲜，而南面反过来称北面为北韩。我国则按照它们的中文自称，分别称之为朝鲜、韩国。不过朝鲜和韩国的英语通称却是一样的：Korea。半岛的英文名同样称为Korean Peninsula。其余诸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希腊语、俄语等，虽然写法不同，但读音与英语高度一致。这些称呼通通源自于一个历史名词——高丽。
众所周知，半岛地区的“高丽”一称得名于10-14世纪的高丽王朝。然而国内史籍记载，早在隋唐时期，隋炀帝、唐太宗都曾多次出兵征讨高丽。相信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人大声反驳：“隋唐皇帝亲征的是‘高句丽’，而不是‘高丽’！”别急，且听阿越将“高句丽”与“高丽”的前世今生细细道来。
高句丽建国史
首先要明确一点，历史上存在两个高丽，一个是位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者是扶余人朱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句丽；另一个是半岛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建立者是出自三韩的新罗人王建。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被称为前魏的曹魏与被称为后魏的北魏一般，只是所用了同一个国号，而非如同东西汉那样一脉相承。
高句丽，又称高句骊，句骊。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扶余桂娄部人朱蒙在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建国，国号“卒本扶余”。新莽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征调位于玄菟郡高勾骊县的句骊部军队攻打匈奴，结果当地人不肯出征，为此诛杀了句骊侯驺，引起当地内乱。天凤元年（14年），卒本扶余趁机兼并了句骊部，借用其名，改国号为“高句丽”，成为获得朝廷正式承认的高句骊侯。
在更名前的西汉元始三年（3年），卒本扶余由纥升骨城迁都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的国内城。国内城地理位置优越，本身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的通沟平原之上，北侧的丸都山上又修筑有军事卫城丸都山城，形成复合式都城的格局。是故此后400多年中，国内城一直是高句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骊开始称王，遣使朝贡，新生的东汉王朝承认高句骊国的政治地位。东汉中期以前，高句丽的政治地位与后世的土司相类似，属于玄菟郡治下带有自治性质的半独立政权，玄菟郡太守对其又行政管理权与军事征调权。
东汉中后期，因内乱不断对外掌控力削弱，高句丽乘势而起，开始蚕食玄菟郡，甚至屡次袭边，兼并玄菟郡位于辽东长城之内的辖地。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汉末割据辽东的公孙度家族，屡次兴兵征讨高句丽，将其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由于长期的战乱，玄菟、辽东等地的汉族人口大减，以至于出现了势力真空。因此当景初二年（238年），高句丽配合曹魏攻灭公孙渊的燕国政权后，趁机发难，开始侵扰边境，蚕食曹魏领土。正始年间（240年—249年），曹魏大将毌丘俭两次率军征讨高句丽，摧毁国内城及丸都城，追击高句丽东川王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的临海问岛（一说北海道岛），方才罢休。经此打击，高句丽名存实亡，领土悉数并入玄菟郡。
直到70年后，高句丽趁中原长期战乱之机，才得以缓过劲来，重建丸都山城，并重新开始袭击辽东、乐浪、玄菟等郡，最终在南北朝时期占据整个辽东和朝鲜四郡地区。
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年）高丽，为对付位于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高句丽由国内城迁都平壤。
从高句丽到高丽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改国号为“高丽”。“高丽”之名出现于何时，改名的原因是因为对“高句丽”的自我简称，还是因中原王朝的册封，都以无从考证。更名时间也有有4世纪末、5世纪初、5世纪末等多种说法。
成书于萧梁的《宋书》，成书于北齐时期的《魏书》，成书于唐代的《梁书》诸国列传中作“高句骊(丽)传”；成书于萧梁的《南齐书》，及成书于唐代的《周书》、《北史》，则作“高丽传”；《南史》的传记名作“高句丽传”，内容却称“高丽”。同时《梁书》、《魏书》除本传外，其余部分也和南北朝时期各朝正史一样多称“高丽”。唯独《宋书》在本传之外兼用“高句骊”与“高丽”，但同样以“高丽”为主。
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高琏被东晋册封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 （《宋书·高句骊传》）。因此永初元年（420年），宋武帝刘裕代晋称帝后，加封“征东将军高句骊王高琏进号征东大将军”（《宋书·本纪第三》）。宋少帝刘义符景平元年（423年），“高丽国遣使朝贡”（《宋书·少帝本纪》），这是“高丽”一词始见于史籍，此后本纪部分都以“高丽”相称。
北魏与高句丽的交往始于太延元年（435年），《魏书·高句丽传》记载：“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
从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句丽虽然保持着独立状态，但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其“国讳”，也就是正式国号，是由中原王朝册封而来。南北朝时期，对高句丽的册封，南朝要早于北朝，刘宋自建立起，就承袭东晋的仪制，对高句丽进行册封，从宋武帝时期开始皆册封其为“高句骊王”。
直到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才发生了改变。大明七年（463年），刘宋再次对高句丽王高琏进行加封，《宋书·孝武帝本纪》对此的记载为“征东大将军高丽王高琏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而《宋书·高句骊传》的记载则是由“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琏”，晋封“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公如故。”
读到此处，可能有看官又要说了，这种记载必然要以其本传为准。何况天监元年（502年），梁武帝代齐称帝后，册封高琏之孙高云时用词为“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梁书·本纪第二》）。
不过阿越认为事情可能要复杂的多，因为南齐对高句丽的册封，用词是“高丽”而非“高句骊”。比如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本传作元年），“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琏号骠骑大将军”（《南齐书·高帝本纪下》）；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年）册封高云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丽王、乐浪公”（《南齐书·高丽传》）。
也就是说南齐时期，南朝已经使用“高丽”作为高句丽的国号了。且从出土文物来看，这一时期高句丽国内也已经以“高丽”自称。
1979年，韩国忠清北道中原郡立石村出土一方石碑，学者们对这方长满青苔的石碑进行清理识读之后，发现这居然是高句丽时期的汉隶碑。碑文抬头为“高丽建兴四年”，正文第一行为“五月中，高丽大王祖王命赦新罗寐锦，世世为愿如兄如弟。”
“建兴”是高句丽对内使用的年号，结合其他出土文物推断，建兴四年为475年，即长寿王高琏在位期间。也就是说高句丽早在刘宋末年就已经自称“高丽”了。
天监七年（509年），萧梁建国仅仅七年之后，萧梁对高句丽册封诏书内容为：“高骊王乐浪郡公云，乃诚款著，贡驿相寻，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常侍、都督、王并如故。”（《梁书·高句骊传》）此后南朝对高句丽的册封基本用“高丽”为号。
故此在阿越看来，南朝能可能在刘宋末期就已经对高句丽以“高丽”相称了，只不过其后40余年间，有所反复。至于高句丽国内，可能更早就已经在自称“高丽”。
北朝在正式文书中对高句丽国号更改则要晚的多，北魏、东魏时期皆以“高句骊”相称，直到北齐立国，才发生变化。天保元年（550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册封“散骑常侍、车骑将军、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丽王成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王、公如故”（《北齐书·帝纪第四》）。此后才以高丽相称。
也就是说，高句丽国号自一世纪初由“卒本扶余”变更为“高句丽”后，在南北朝时期经过百余年“高句丽”、“高丽”混用，最终在南北朝后期正式定国号为“高丽”。此后直到总章元年（668年）唐军剿灭高句丽，这百余年中，都以高丽为名。其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中的本传，都称之为《高丽传》。是故隋炀帝、唐太宗屡次征讨的高丽，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高句丽。
两个高丽的关系
高句丽灭亡后，其国民一部分被唐朝内迁，最终汉化融入汉族之中；一部分和之前臣属他们的粟末靺鞨人合流，后来在唐玄宗时期建立了渤海国政权，并占据了原属高句丽的大部分地区；另有一小部分南迁，成为三韩人建立的统一王朝新罗的臣民。
九世纪末，新罗王朝因内乱崩溃，国境被一分为三。新罗将领甄萱所建的百济（史称后百济），新罗王室成员弓裔所建的高丽（史称后高句丽，之后又改国号为摩震、泰封），与新罗并立。
918年，弓裔的统治被部将王建推翻。王建随即登基称王，定国号为高丽。936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征战，王建重新完成统一，并于长兴四年（933年），被后唐册封为“高丽国王”。
高句丽出自扶余，而朝鲜的高丽王朝为半岛南部的三韩人所建，二者既不是同一族属，也非前后继承关系，可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国度。高句丽这个“高丽”，与朝鲜的高丽王朝，就如同曹魏与北魏之间的关系，两者除了国号之外，再无关联。历史学家为了区分这两个国家，分别以其王室的姓氏称呼高句丽为高氏高丽，高丽王朝为王氏高丽。
可这并不能妨碍高丽王朝傍大户的决心。高丽王朝建国时，我国正处于五代十国时期，双方的陆路交通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国阻隔，对半岛情况不甚了解，不清楚这两个政权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王氏高丽利用这一点，在遣使朝贡时表示自己为高氏高丽的继承者，称高氏高丽被唐王朝灭亡后，其遗民历经坎坷终于复建高丽。后唐以后各朝都信了它的鬼，并且越传越邪乎。
成书于宋太祖时期是《旧五代史》，虽然搞混了高氏高丽与王氏高丽的传承关系，但对高氏高丽的记载大致还是正确的：“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高丽，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勣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旧五代史·高丽传》）
到了欧阳修主持编撰的《新五代史》，创造出了高氏高丽灭国复国，王氏高丽代高氏高丽说：“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新五代史·高丽传》）
其后的《宋史》、《元史》都秉承了《新五代史》的这一错误论调，将王氏高丽视为高氏高丽，也就是高句丽的直接继承者。
《明史》在《新五代史》的论调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明了高句丽被唐唐攻灭后，东迁朝鲜半岛得以存续，直到后唐时期王建取代前王族高氏，随后兼并新罗、百济的错误史论：“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明史·朝鲜传》）
与此同时，王氏高丽也在不遗余力地强化自己的是高氏高丽继承者的说法。半岛地区现存最早的史籍，成书于高丽仁宗时期的《三国史记》，将族属不同、又长期独立发展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都视为本国的源起之一。后世据此称这一时期为前三国，称新罗末期的大分裂时期为后三国。大约成书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三国遗事》，在《三国史记》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檀君朝鲜。发展到现在除了跟我们抢高句丽外，还觊觎扶余、渤海等国的历史，为此不惜通过影视造谣污蔑唐太宗等。
阿越说
所谓三人成虎，谎话说了千百遍，也很可能会被认定为真相。正是因为自五代以来，历朝历代都偏听偏信貌似恭顺的半岛政权一面之辞，导致了我国对高句丽这个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观点一致延续到了近现代，比如著名史学家谭其骧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就对高句丽作了和稀泥式的处理。秉承“高句丽国都在丸都（今吉林集安县）时，为中国边疆政权，当5世纪后迁都平壤后，为领国政权”的观点，将5世纪以后的高句丽政权，当做不属于中国的邻国政权处理。
可以说，中国史学界在这千余年间，对高句丽与高丽王朝的认定问题上，是负有原罪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怠政，偏信道听途说，而不作实事求是的考证，让隋唐两朝四代雄主前赴后继的统一战争，居然变成侵略外国的“非正义战争”，这还是何等的荒谬。
好在上世纪70年代之起，对此问题开始了修正。90年代后，认定高句丽政权为中国古代的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已成为社会公认的观点。2002年2月，国家启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工程通过考古、史料等多方面实证证明：高句丽属于中国古代地方民族政权，与高丽政权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更与当前朝鲜政权之间、当前韩国政权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当下，由于中朝韩三国外交关系的不断变化，区分高句丽与高丽王朝，不仅是一种历史观问题，更成为了一个牵扯到地缘政治的问题。因此区分高句丽这个“高丽”与高丽王朝，在90年代成为了一项政治任务，为此国内对高句丽政权，不管高句丽时期，还是高丽时期，一律以“高句丽”相称。但这也导致了很多人不知道“高丽”之名最早指代“高句丽”，以至于很多人看到“隋炀帝三征高丽”、“唐太宗亲征高丽”这类话题时，会一头雾水。
实际上，按照中国对历史朝代的称呼规则，“高丽”才是对“高句丽”政权的正确称呼，甚至因为“高氏高丽”在前，完全不需要添加什么辅助词，直接称呼“高丽”就行。至于高丽王朝，既然要傍大款，为视区别，自然要如同北魏这个“后魏”政权一样，添加个“后”字，称“后高丽”，或者“王氏高丽”。
现如今，我们在文化上更加自信，已经开始采用“高丽”一词称呼“高句丽”了。人教版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就明确写道：“隋炀帝自恃强盛，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又3次大举征伐高丽”。并且对“高丽”一词进行了批注：“高丽，是当时中国东北边疆的民族政权。本称高句丽，高丽一名始见于南北朝。”
官方教材能够正本清源，着实令人欣慰。#高句丽##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