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和朝鲜是古代朝鲜半岛上先后出现的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高丽先后与辽国和北宋同时结盟；几百年后，朝鲜也同时与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明和后金同时结盟。辽和北宋以及明和后金之间，存在激烈的权力和安全竞争，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互为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小国的高丽和朝鲜却同时与两个互为敌人的国家结盟，出现了"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这种十分奇特的现象。这种反常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高丽之前，朝鲜半岛的统治者是新罗王朝。这个王朝在同中国的交往中，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他们与中国建立了朝贡关系，朝聘之使络绎不绝，学习中华的文化，自己也获益匪浅。
高丽与北宋的关系
到了高丽时期，向大宋称臣纳贡一方面是向中国学习，但另一方面还有牵制辽国和女真的目的。北宋同样因为长期同契丹对峙，也希望高丽能成为自己的盟友，以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辽朝。高丽与北宋两国不直接接壤，双方不存在发生直接冲突的条件，介于两国之间的辽朝又是双方共同的敌人，因此结盟是很好理解的。
北宋朝建立后仅过去三年，高丽便遣使入贡，与宋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并采用宋朝年号 。此时的宋朝 为了收复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在 979 年和985 年进行了两次北伐，并试图与高丽形成夹攻之势。
公元985年，宋太宗曾派监察御史韩国华带着诏书前往高丽，要求高丽出兵支援北伐。但高丽虽然口头上答应，但始终没有派遣一兵一卒。相反，高丽还想宋朝派兵支持其征伐契丹，只是北宋在北伐失利后，已无再战的实力，因此拒绝了高丽的请求。
在此之后，高丽迫于压力，不得不向辽称臣。但是高丽仍然一直暗中派使联络北宋，请求武力援助。到了宋神宗时期，双方又互通信使，又形成了时断时续的朝贡关系。
高丽与辽的关系
北宋与辽缔结“ 澶渊之盟”后，辽国将目光转向了高丽，于 993 年、1010 年和 1018 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战争，迫使高丽向己称臣纳贡。辽朝还在中京专门建立了“ 朝天馆”，用来接待高丽朝贡使团。
高丽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对辽朝这样的"夷狄"从心眼里是瞧不起的。他们虽然是屈服于辽国的武力而不得不与辽国建立外交关系，但高丽也提出了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求辽国承认鸭绿江左岸的数百里之地是高丽国土。辽圣宗为了高丽能断绝同北宋的关系，改为死心塌地的臣服自己，居然答应了高丽的要求。一个战败国反而得到了战胜国的领土，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公元994年，高丽开始采用契丹年号；而辽朝也将高丽纳入了自己的册封体制。但是高丽并非一味顺从辽朝，而是巧妙利用辽、宋之间的矛盾，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推行实利主义外交。
当时的朝鲜半岛西部分布着鸭绿江女真和长白山女真，他们与高丽领土相邻，双方有的矛盾很深。女真社会比较落后，为了生存和发展，常常以武力侵扰高丽。而军事力量薄弱的高丽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采取怀柔的办法拉拢女真人，效果并不显著。
女真人与辽国也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所以高丽便利用和辽国的结盟关系，想利用辽国去征服女真。这也是他们臣服辽国的一个重要目的。辽睿宗，高丽便利用辽国与女真交战的机会，在临近女真的易徽甸修筑了九座城池，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国土高丽，缓解了女真人给高丽带来的压力。
高丽的两手外交
高丽对宋、辽采取的是"两手外交"策略。
辽国与宋的长期争霸，使得两国的国力都不同程度的有所衰弱，他们与高丽一样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恢复。高丽也并不是只采取利用一方、牵制另一方的消极策略。
宋辽会盟
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高丽发展出适应环境的务实的外交政策 。高丽对宋、辽外交政策是以现实利害为根本出发点，他们对辽朝保持形式上正常的外交，对宋朝则维持实质外交。 这种实质外交包括内心的认同和政治、经济、文化深层次的交流。
高丽自称“ 小中华”，对中原文化十分尊崇。中原的礼乐制度和文化渊源都让高丽倾向于宋朝。从高丽与北宋建交至北宋灭亡的 166 年中， 高丽向北宋派遣使节53 次，北宋向高丽派有 31 次，频率十分频繁。
高丽向宋朝派遣的使臣除了正常的礼仪交聘外，在它受到辽朝威胁时，还多次向宋朝请求政治、军事支援。就是在高丽被迫与辽朝建立藩属关系后，高丽还不忘与宋朝通交，吸收引进宋朝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而高丽与辽朝之间的来往，主要是献方物、祝贺、谢恩、吊丧、会葬等礼仪性活动，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只是高丽在不得不臣服于辽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礼仪外交的形式，并没有什么政治、军事方面实效的合作。
小国"两面结盟"的原理
小国与大国的同盟是一种非对称性同盟。在此类同盟中，大国与小国的结盟动机是不同且互补的。
一般来说，小国的动机主要是获得大国的安全保证，大国承诺帮助小国抵御来自第三方的安全威胁，并承诺自己不威胁小国安全；而小国则须牺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对于大国而言，这种同盟更多地是一种对小国施加控制的工具。而小国与大国结盟是则为了实现一种利益的交换，即小国将自己的一部分自主权让渡给大国，以此换取大国对其提供的安全保证。
辽国皇帝
如果同时有两个大国有实力也有意愿与某小国结盟，那么通常的结果是该小国会倒向其中的某一个大国，而不会"两面结盟"。这是因为相比只臣服于一个大国，小国同时臣服两个大国的成本与收益并不对称。在已经有一个大国愿意并能够为其提供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再臣服另一个大国只会使小国承担双倍的臣服义务。所以一般来说，小国缺乏同时与两个大国结盟的动机。
对大国而言，独占对小国领导权更加符合其利益。通常情况下，只要其中的一个大国认为自己有把握击败另一个，那它往往会选择用战争等方式从另一个大国手中抢夺对该小国的垄断领导权。
只有小国须仅存仅靠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而两个大国客观上又不能完全满足小国需求的情况下，小国才愿意同时与两个大国结盟。这个结盟的前提是，两个大国之间必须是一种没有必胜对方把握的僵持状态。只有这样，两个大国才会相互遏制，小国也才能获得相对宽松的行动自由。高丽与辽、宋的两面结盟，恰好满足以上条件。
高丽的国家安全需要依赖大国，它的政权正统性也需要依赖大国。如果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国和提供政权正统性的大国不是同一个国家，高丽就有动机与这两个大国同时保持同盟关系，以保证两种需求均得到满足。
如果中原汉族王朝有能力为高丽提供安全保障，那高丽无疑会倒向中原政权。如果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足够强大，在生存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高丽则必须臣服而获得安全保证。但是少数民族政权始终无法满足高丽对政权正统性和政权安全的两种需要，所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再怎么强大，高丽也还是想通过中原汉族王朝来取得政权的正统性。这是高丽与辽和宋同时修好的根本原因。
高丽外交的战略思想和价值观念
高丽对宋、辽的外交政策区别很明显。它对辽朝的臣服是鉴于武力，对宋朝的向往才是源于传统、发自内心。
在两个强大的政权面前，高丽正确处理了与这两大政权间的关系， 使其在近 80 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和平发展的目的，出现了内政外交共盛的局面，说明他们对宋、辽的外交政策还是非常成功的。
历史上的朝鲜半岛国家，包括高丽在内，奉行的是一种“ 事大主义” 政策。 高丽方在地理上与辽朝近与宋朝远，又是夹在两大势力之间，只能灵活选择对策自保。他们无法抵抗辽国，只能奉辽朝为“上国” 。但高丽本身对宋朝还是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在两面外交期间，高丽向宋朝派遣的使节频率、地位都高于辽国，且一直在千方百计吸取宋朝文化，不顾与辽朝的朝贡关系而与宋朝维持朝贡关系，并随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外交策略。在与辽朝关系缓和时就与宋朝联系较多，在与辽朝关系紧张时，便通过民间力量进行实质交流，说明高丽对宋朝的文明是发自内心地向往的。
但是外交政策始终是要服从政治的。高丽的外交政策，仍然还是要以现实利害为基础的高丽，他们不愿意也不敢触怒大国。
宋朝与辽缔结“檀渊之盟”后，双方的实力都有所下降。高丽便在此时恢复了与宋朝的朝贡关系，而辽国也无力采取实质性的干涉，仅以口头形式表达了不满。但是在高丽表面上奉辽为正朔后，也没有再深究下去，出现了高丽"两面结盟"的局面。
1116年，高丽看到辽国进一步衰落，于是停止了奉辽为正朔，并弃用辽国的年号。所以说，高丽外交政策的转变，还是以周边局势为基础的。
从高丽与辽、宋的关系可以看出，虽然高丽在文化上认同北宋，但它的基本国策还是以现实利害为基础的“以小事大”，主要目的还是使自己能在两方势力中求得生存。这种“事大主义”也是历史上朝鲜半岛保全国家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