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源于我在知乎上回答的一个问题。地址如此：
北宋的藩属国是不是只有西夏和交趾两个？ - 秋原的回答
当然，您不用点击这个链接去看，因为本文内容与之相同。
公园960年，宋太祖建立北宋，三年后，位于朝鲜半岛的高丽国正式向北宋称藩纳贡，双方建立宗藩关系。从公元十世纪前叶到十二世纪前叶“靖康之变”、“建炎南渡（宋高宗赵构南逃到临安建立南宋政权）”的大约二百年间，双方有大致五次大起大落的转折，期间发生过很多值得一提的历史故事。
一、
高丽太祖是新罗贵族王建，他在朝鲜半岛建立高丽政权是在918年，比北宋要早40多年，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出生呢，“国祚长远（相比北宋）”，是后来高丽君臣给自己寻找的一个心理优势，并经常挂在嘴边。
众所周知，苟延残喘的大唐帝国，是在907年被朱温篡位而亡。随后，中原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将领仗着地盘和军队，纷纷称帝建政。王建在文化上仰慕“唐风”；在政治上受时局影响，也产生了在朝鲜半岛称帝的念头，二十年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主张，于938年，派使臣前往中原朝觐石敬塘，奉后晋为宗主国，称藩纳贡；但一些属于僭越的称呼和规制，还是在高丽国内保留下来：大王的居所叫“皇宫”而不是“王宫”；王妻称“后”而不称“妃”；王储叫“太子”而不是“世子”；从太祖王建到光宗王昭的前四位国王都给自己定年号等等。一直到蒙古人崛起，元军对高丽发动更猛烈的征伐，并迫使高丽称藩后，在元朝的要求下，高丽才废止了一些僭越行为。
960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三年后的963年十一月，高丽光宗王昭正式向北宋称藩。作为宗藩之间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藩属国必须使用宗主国在位帝王的年号，因此，光宗王昭弃用自己“峻丰”年号，从964年开始，在国内统一使用宋太祖的“乾德”纪年。
宋太宗赵光义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和雍熙三年（986年）对契丹发动了两次进攻，企图夺回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十六州。两次战争都是先获小胜而后大败。
以此为引，宋与高丽的第一次转折出现了。
赵光义发动北伐前，曾要求高丽出兵，以藩国偏师的姿态，进攻辽国的辽东地区，与宋军配合作战。在他给高丽的诏谕中写着诸如“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虏”之类的豪言。高丽出于自身考虑，并不打算出兵，仅仅做出一副整兵备战的姿态应付北宋。
但是此举依然让辽国颇感忌惮，从993年开始，辽军发动三次东征，尽管高丽在其中也有局部抵抗胜利，但还是被迫向辽国称臣，断绝与北宋的外交关系（以海路为主的民间商贸交往没有中断）。
高丽契丹战争示意图：
二、
时间过去大致六十年，到了宋仁宗、神宗在位时代。
1040年，北宋与西夏第一次“宋夏战争”，战争持续三年有余，双方互有胜负，最终于庆历四年（1044年）签订“庆历和议”结束。在战争期间期间，辽朝趁机重兵压境，逼迫宋朝增输岁币，史称“重熙增币”。
鉴于国内外日趋严重的经济和国防危机，宋仁宗赵祯开始施行“庆历变法”。这次政改虽然夭折，但是变法核心人物富弼在此期见曾上书，提出重新联合高丽，再寻找适当时机借道高丽联络女真，以此对抗、制肘辽国，改善北宋外交战略格局的构想。
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继位高丽，对内重用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集团，推行新法；对外则将富弼构想逐步落实，采取了一项针对高丽和女真的“海上外交”。在继位的第二年，赵顼派遣一个叫黄慎的泉州商人打着经商名义前往高丽首都开城，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将写有皇帝敕旨的牒文递交给高丽方面。恰好，此时在位的高丽文宗王徽也早有联络北宋之意，立即做出积极回应，迅速回牒宋朝，表示坚决要和大宋复交。
双方随后都通过海路向对方派出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并都得到对方的隆重接待。
不过，高丽重新向北宋称臣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北方边境与辽国接壤，长期受其军事威胁，如果贸然与辽国断交，难保不会遭到报复，为了不过分刺激辽国，在官方文书里依然申明奉辽国为正朔，继续使用辽帝年号，向辽称臣纳贡，希望形成“一藩事二主”的外交状态。
高丽的这个主张，立即在北宋朝堂上引起剧烈争议。反对派表示，高丽言称与我复交，却继续向辽国称臣，还公然使用辽帝年号，实在有损于大宋的形象和声誉。甚至还有一批反对派更是认定高丽是辽国间谍，打着向我大宋称臣的名义，其实是来刺探情报的卧底。
高丽使团在明州（宁波）登路，前往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也是受到冰火两重天的招待——有高接远迎的，也有虎视眈眈的。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大文豪苏东坡，就属于后者，他还写了奏折，用颇为激烈的言辞表达出自己的担忧：
“……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契丹用。何也？彼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文书积与高丽，而流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厉害，为患甚大。”——《论高丽买书利害札》
那么，情况有苏东坡说的这么严重吗？
当然没有。
这些反对者，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北宋与高丽复交这件事，牵扯到北宋朝堂中的愈演愈烈的党争风波。“海上外交”的主持者，是宋神宗和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政绩；那么，本着“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态度，以司马光、苏轼等一批人为首的旧党，就要给新党找茬挑刺。
宋神宗对此表现的比较大度，表示体谅高丽方面的苦衷，可以接受“一藩事二主”的请求；同时在国内尽力安抚、压制反对派声势。后来宋神宗放弃了变法，王安石失势，但卷土重来的旧党也并没有否定与高丽复交的既成事实。尽管怀疑反对声音依然存在，但宋高关系一直保持到宋徽宗继位初年。
三、四两部分，因为我前不久刚给出版社《读库》写了一篇撰文，新书马上上市，因此不能提前在这里讲的太详细，大致说个经过吧。还请诸位包涵
三、
时间又过去三十年，到了公元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在位时代。
公园1107年，自我感觉良好的高丽肃宗和重臣尹瓘，没有看清到女真完颜部正在崛起的实际情况，在严重误判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对女真的曷懒甸战争，被女真人打的惨败。
曷懒甸战争：
曷懒甸这个地方就是位于今天北朝鲜东北部、面对日本海的咸兴平原。
当时，女真和高丽还都向辽国称臣，而与北宋无关。高丽出于救急，赶紧向辽国沟通，希望辽国向女真施压。在高丽战败求和后，女真人也没有撤走军队，而是继续陈兵边境，对高丽形成威慑。因此，在曷懒甸战争期间和战争后十多年里，高丽积极促进与辽国的关系，对北宋则明显怠慢了。
这就引发了北宋的强烈不满，国内的反对派势力重新抬头。
四、
曷懒甸战争结束七年之后，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建立金国。金军对辽战争进展极快，短短几年就攻占了辽东和幽云地区。
在辽国天祚帝被俘前，金国已经有两次要求高丽向他称臣，而且态度愈加强硬。
此时高丽正处在国势下行阶段，在高丽肃宗死后，继位的国王年纪小，又被外戚权臣把持朝政，内部党争也更为激烈。这期间有三股势力——
A、以外戚李资谦为首的豪族权臣。李资谦权倾朝野，还有不臣之心，打算篡位谋逆，但同时，作为老辣的政客，他对外部形式的考虑也比较理智清醒，认为凭高丽的弱小国力难以抵抗金军，不如审时度势，宁要里子不要面子，尽快向金国称臣；获得金国的好感，还可以更好的实现他的篡位野心；
B、以翰林学士、著名诗人郑知常为首的“爱国者”。这些人主张恢复高丽的“帝业”，声称我高丽国祚渊源，远超中原宋国，当初太祖有称帝建号的举动，后来向中原大国称藩，这二百年来，作为藩国，高丽饱受契丹欺凌和宋人猜忌，现在辽国行将灭亡，宋国又管不到我们，就因为野蛮女真人的恐吓，我们就放弃当初的“帝业”吗？郑知常这一波人强烈要求高丽国王赶紧称帝，然后征兵备战，击败女真。这一派人基本没有政治头脑，属于今天常说的“爱国愤青”，只是叫的欢，对自己和外部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准确认识。靖康之变后，宋徽宗被金军俘虏，郑知常还要求高丽王先称帝，然后派兵主动出击，夺回徽宗、钦宗，帮助大宋复国。
C、金富弼、金富佾、金富轼和金富辙（仪）四兄弟为代表的光山金氏。这一派在对内政治上，忠于王氏王族，不当篡位逆臣；同时，对外态度与李资谦相同，都主张向金国称臣。这一派属于老练成熟，深藏不露的。当A\B两派开始掐斗时，C派基本不作声、不参与高丽，作壁上观，静待他们两败俱伤。
最终，A派的第一步成功了，1126年，金军发动第一次南下侵宋战争（第一次汴梁保卫战），在李资谦的强硬主持下，高丽派出使节，正式向金国称臣；但李资谦篡位的野心没有得逞，在随后的宫廷兵变中，A派被彻底消灭；随后B派见自己的称帝主张破灭了，居然在西京（平壤）组织反叛。C派打着平叛的旗号，名正言顺地把B派斩尽杀绝。
C派笑到了最后。
五、
“靖康之变”，导致北宋不仅被灭国，国家形象也大为受损。高丽向金国称臣，双方约定是“兄弟之盟”，金为兄高丽为弟。但金军后来与南宋达成“绍兴和议”，双方确立是“叔侄”关系，而且南宋皇帝要向经过称臣，接受金国册封。
高丽觉得，我对金国称藩，你也对金国称藩，那咱俩政治地位就平等了。又自认为他比南宋大一辈，哪里还有长辈给小辈子磕头的道理？再加上目睹北宋被金军所灭，因此对宋朝态度大变，从骨子里看不起南宋。
“建炎南渡“之后，南宋初年，还曾有几次派出时节前往高丽，联系达成同盟，打探情报，尝试通过高丽的协助”迎回二圣“的种种企图。对于南宋的请求，高丽特别怠慢，而且公开羞辱南宋使节。
随后几百年里，高丽只向金、元两朝称臣，一直保持到元末明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