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9年第29期《三联生活周刊》，原标题《垃圾分类后，废纸回收产业何去何从？》
北京华景园回收市场废纸分拣中心
废纸行业作为高价值的可回收再生资源，支撑着大量小而分散的回收从业者，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产业链。在垃圾分类的背景下对接式垃圾车，这种情况可能会迎来转变。
记者黄子怡
肖雨薇 摄影
废纸去哪儿了？
美好而悲伤的毕业季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7月8日，是清华大学近9000名应届毕业生离开学校的第一天。这也是 51 岁的秦志华和 30 多名同事最忙碌的一天。
在紫荆公寓内，3100名本科毕业生和2200名博士毕业生留下了10多吨书籍、15多吨包装纸、印刷纸和报纸，以及无数废弃的衣物和塑料瓶。秦志华和他的同事，平均每个毕业生要整理回收5斤书籍和6到7斤废纸。一年时间，他甚至在其中创建了一个“证书”类别，并捡到了十几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今年的书比较少，现在很多学生都在看电子书。” 秦志华说道。这些只是紫荆公寓的“位置”数量。在他的管理中，像清华一样有几个“位置”：家庭区、教学区、学生公寓南北区等。秦志华是负责清华校园垃圾回收的公司负责人。2005年，他开始在清华做废品回收。清华校区占地约6600亩，所有废品由他们负责。经常，在北方学生区打扫卫生的时候，有南方家庭区打来的电话。秦志华拿起对讲机对着同事喊道：“南楼有一个”，附近的同事会争先恐后地去收。他说对讲机有芯片，“就算你在河南，我也能听到你的吼声。”
在废品中，最常见的是废纸，其中大宗是快递包裹等包装箱的废纸。随着网络购物和物流的发展，中国目前每年产生500亿件快递，使用近50亿个包装箱。在清华，日均发货量超过10,000。2018年，“双十一”客房数量突破5万间。平均每天有2吨以上的废纸板和1吨以上的书籍、报纸和文件在校园内被回收，覆盖学生宿舍、食堂、超市、家庭区等。清华大学是一个半封闭的校园，拥有独立的生活设施甚至公共服务体系。这也是一个小社会如何运作的缩影。秦志华在学校的监督下，
在校园之外，废纸回收的环节更长，方式也更广泛。在北京丰台区2004年建成的花园伊利小区，垃圾分类尚未推广。快递箱等垃圾大部分被居民放置在走廊或扔进垃圾桶，等待清洁工收集和分类。一位清洁工说，他们每天分类后，都会有小贩专门收集废品来收集。书籍和包装纸的采购价格在每公斤1元左右，每天可以给她带来10到20元的收入。小区里的回收商说，他们每人一天可以回收100多公斤。之后，他们用三轮车将废纸送到最近的回收点，分类装载，
下一站是废纸回收打包站。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几乎所有的包装站都在五环外。秦志华当天将清华大学的废纸以1元/kg左右，约1.2元/kg的价格卖给了北五环外的海淀区再生资源回收中心和华园伊利小区的废纸以几乎相同的价格被卖到最近的回收点，最后被送到了南六环外。
在南六环外的大兴潘各庄镇设有再生资源回收中心。7月11日上午，位于市中心占地3亩的废纸打包站如火如荼，汽笛声、推土机引擎声此起彼伏。空地上，三名工人在新拉的废纸堆中挑选、分拣纸板。一台推土机来回启动，将选定的废纸推到高约5米的打包机履带上。废纸随履带爬上去，成堆乱七八糟地进去，成捆地整齐地出来。包装好的废纸看起来像一个有纪律的孩子，整齐地排列在一侧，呈三维正方形。
49岁的王安平习惯了每天5点起床，23点睡觉。他是这个废纸回收打包站的老板，他每天要购买大约60吨废纸——在打包站，吨是计量单位。天一亮，来自北京南城各地的废纸小贩纷纷赶来送货。回收站的入口是埋在地下的自动称重铁板。车在上面刹车，显示屏会自动给出每辆车的重量。采访中，有三轮车、四轮车、重型卡车进出，一个年轻人拿来4本旧精装精装书问他，“这4本书给我10块钱？” 4本书中，有《边城》，
“书不贵，1200-1300元一吨，最贵的是报纸。” 王安平说，报纸每吨2600元左右，但贵但不大。用量最大的是各种包装纸板。收到的纸板分ABC类，最好是A型纸，又称黄卡纸，约1700-1800/吨，一般是塑料薄膜杂质含量不超过5%的纸箱，只有一些印刷字体，送至造纸厂后的转化率可达95%以上；B类是混合板纸，是带有一定量塑料薄膜等杂质的纸箱，通常是食品礼品等彩色包装盒，进货价在1200-1300元/吨左右；C类被称为“垃圾纸”，
王安平说，大部分论文是由一些指定的供应商寄来的，并已分类。他雇佣的三个工人主要负责分拣和包装。工人们不得不从盒子里挑出塑料、填充物或损坏的纸板，“其中大部分是塑料胶带”。如果包装纸用塑料胶带包裹，造纸厂在制浆时，塑料可能会粘在滤网上，造成机器损坏。分拣包装后的纸张将以每吨200元左右的价格送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造纸厂，开始另一个循环。
“中国的废纸回收利用实际上在世界上处于比较高的位置。” 中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协会废纸分会秘书长唐彦菊表示，中国每年回收废纸约5600万吨，其中包括包装纸。瓦楞纸的回收率达95%以上。废纸在废品中价值较高，被大量农民工及其回收包装站消化。“例如，如果你去垃圾桶，很难找到箱板纸，它们都是通过这些链接回收和分类的。”
然而，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整体废纸回收率尚未达到50%。根据国家规划，到2020年，生活废纸的回收率将达到50%。唐彦菊说，有一定比例的废纸因为被污染了，要么混入垃圾，要么过度包装，无法回收利用。目前大力推进垃圾分类，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废纸回收质量和数量，甚至重塑行业生态。
小而松的长链
王安平工作的分拣中心是私有的。除了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也在这里分类，现在还有垃圾分类的标语。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一句标语：“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旁边的海报展示了垃圾分类的步骤和意义：每回收一吨废纸，可制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
王安平并不在意。相比政策没有全面落实，他关心的问题更加现实：地租60万元/年，工人工资7000-8000元/月，物流成本100元/吨。年成本在300万元左右，连年上涨，但废纸市场并不好，价格呈螺旋式下降趋势。
废纸回收的从业者都记得，2017年的市场是最好的，甚至是疯狂的。当年下半年，迫于环保监管整改压力，我国禁止进口未分类的废纸，再生纸和纸板被列入禁止清单，直接导致国内废纸大幅上涨价格。据介绍，当年9月份废纸到厂均价一度上涨至2960元/吨，同比上涨139%。
“那个时候，我一天能赚几万块钱。” 王安平说，在废纸价格最疯狂的时候，每天都会有5到6家造纸厂到包装站抢货，价格就是“海鲜价”。早上4毛钱下午5毛钱，光是差价就可以为他赚很多钱。不过好景不长对接式垃圾车，过热的市场形势导致大家开始囤货，库存积压。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放宽整顿，这股“疯狂的废纸”浪潮逐渐退去。
“洋废”（洋废纸）曾经是中国造纸厂的主要原料之一，超过了“国废”（国内废纸）。然而，在“外废”进口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国内废纸的价格在经历了一波疯狂之后，再也没有回到高位，甚至还在下降。以王安平购买黄卡纸的价格为例。今年6月初为1700元/吨，6月下旬涨至1850元/吨，7月初又下调至1700元/吨。在“双11”、春节等多个重点节点备货阶段，废纸价格一直未能上涨。
有宏观经济形势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唐彦菊表示，目前国内废纸回收企业多为个体户，经营分散，缺乏大型市场主体。如果废纸行业的各个环节经常相互竞争，就没有规模化的企业和合同关系。“所以它会随着市场波动或纸厂定价意愿而频繁变化，主动权完全在纸厂一方。” 王安平也坦言，定价权在造纸厂，有朝一日能赚一万多，有想哭的时候。
废纸回收是一个小而散的产业，链条长。它的价值在于门槛低，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谋生。有业内人士把这个链条比作“从两条腿到三轮车再到四轮车”的过程，每个环节都有利润。目前，1公斤废纸可以从清洁工手中的1块钱卖到造纸厂最终买下时的近2块钱。
依靠这条长链条上的利润，废纸回收逐渐发展为小而散的形式，多以亲戚店和夫妻店的形式存在。“没有自检，这个生意做不成。” 王安平的包装站是一家夫妻店，妻子负责收货和验货。这对夫妇依靠这个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因为如果不是亲属等“自己人”，外部员工在收货、称重的过程中很难避免隐瞒和回扣。“比如，一个工人收了1公斤的货1块钱，你告诉你他收了5块钱，你怎么查？” 清华大学废品回收工秦志华说，正因如此，他向公司30多名员工支付了底薪和佣金。“你不能支付死亡工资，否则你将得到死亡补偿。”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水掺杂，它几乎存在于每个环节。废纸吸附能力强，水可以增加其重量，从30%到50%到100%不等，业内称之为“拉水”。在一个日收入200吨的包装站，看到称重处张贴的通知，混装书、纸板每吨扣100元；混入“水”，每吨扣100元。元。在分拣好的废纸堆中，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一个果盒，“这是掺水泥的。” 当我称重时，这个看起来很正常的盒子似乎有 2 磅重。它来自一家超市，后者在卖水果时用它来增加重量。
王安平坦言自己“打水”，“只有行情好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会”。那是2017年市场最好的时候。“几家造纸厂一天打几次电话要货，我赶时间的时候就去打水，不打水就拿不下来。”管它，又赚不到钱，很多都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会“损失一吨”——他的亲戚接受检查，他不能完全阻止别人混水。有些是故意的，有些是以前用于冷藏等易受潮用途的包装纸，送到太阳下后变得更轻了。王安平说，这样的“损失吨数”，一天要上百斤。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国废”的质量普遍低于“美国废”和其他外国废纸。“美国的废纸是撕不开的。” 王安平多次到过造纸厂，对洋废纸赞不绝口。“美废”标准完善，分类细致统一，分为美废1号、11号等多种类型。一般使用一次后出口，国内废纸被多次使用。“质量最差的是月饼盒，这种包装纸一撕就撕，掺假最多。” 王安平说，包装站的C型垃圾纸通常用于这种类型的包装，
唐彦菊表示，目前国内行业协会制定了国内废纸标准，但更多的是倡导和引导性质。在实践中，每个造纸厂都有自己的分类标准。“国内的回收体系导致其废纸基本没有质量限制；国外供应商相对较大，也比较规范，主要是出口，必须有一定的标准才能签订长期协议。”
链条长、小而散，被这些行业专家诟病的现状正在迎来改变。主要的主角之一是互联网。王安平所在的分拣中心属于一家利用互联网对垃圾进行分拣和回收再生资源的公司。2017年入驻，较早的参赛者已经在北京扎根，在五环外经营着以“仙豆回收”和“仁哥回收”为代表的废纸打包站。两家公司打算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缩短这条长链，都是业内较大的公司。
以“仙豆回收”为例，其运营模式是通过终端APP直接对接超市、写字楼等企业（B端）客户，招募自营人员上门回收，然后送到自营分拣中心和包装站。卖给造纸厂以获取利润。由于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其毛利较高。“比如我收到的0.9元/kg的纸，可以卖给造纸厂2元/kg。” 仙豆回收创始人兼CEO方浩表示，这个毛利可以覆盖运营和物流成本，“更像是一种传递服务差异的模式。”
仙斗汇创始人兼CEO方浩
“笨哥”模式类似，但回收人员分包较多。两家公司都依靠信息化和系统化的技术手段来解决产业链中的掺假和欺诈行为。比如员工收货时的重量和价格会直接传到物联网系统，每个货源都有一个二维码。追溯查询货源和经办人，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中间环节很多获利的可能。
不过，目前的行业生态依然不易动摇。这两家公司已经工作了三四年。目前，在全国超过1000亿元、北京超过60亿元的市场规模中，这两家营收过亿元的公司的市场份额仍然很小，不到10%。“回收坏哥”CEO方益奇表示，在落地初期会有很多障碍。很多回收人员文化水平低，很难理解互联网的思想。“这个行业一定是最后一个被互联网改变的行业。”。
这一切都与秦志华无关。因为他是学校合伙人，所以暂时不用担心网络赌上学校。哪怕是废纸价格的大起大落，他也不会太在意——在链条的前端，他也不用担心之后的利润被各个环节吞噬，而且他赚取每公斤 2 美分的固定利润。真正让他感受到危机的是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标准化、规模化后
2018年，清华大学所在的清华园街道开始推进垃圾分类，并与一家环保科技公司合作，在包括校园家庭区在内的9个社区推行流行的“积分换礼”方式。这导致秦志华收到的货源减少。垃圾分类推广后，他收到的废纸量下降了10%左右。
前段时间，街道相关负责人来找他，提出要与双方合作，整合并入他的员工，统一整条街道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回收业务，“来分一杯羹” ”。秦志华很生气，把对方骂回去。他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方没有相应的专业资格和营业执照，这是专业废物回收所必需的。
秦志华的公司有执照有资质，但这只是一个例子。在北京乃至全国，大量的废品回收商甚至中小型包装站都以无证经营的形式存在。王安平坦言，自己的包装站没有营业执照，员工也没有社保，需要去天津的一些公司开具税务发票。他以员工的名义，挂在分拣中心所属公司的旗帜下，每年缴纳场地租金。
“目前垃圾分类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王安平觉得，即使垃圾分类了，废纸也得送到他这样的后端回收打包站。高昂的场地租金，着实让他在这个阶段头疼不已。他最近打算去房山区考察，“听说那里只有几万亩地。”
唐彦菊表示，垃圾分类对行业的影响不仅会体现在前端，还会体现在后端，但短期内很多人看不到。“目前垃圾分类主要是通过政府购买，企业将获得一定时期的经营权。在此期间，企业不仅要做前端垃圾分类，还要建设后端回收“系统。后者的建设非常专业。是的，需要行业基础和渠道优势，政府不可能委托一个没有经营资质的小型后端包装站来完成。”
唐彦菊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废纸回收行业将继续发展，需要改变目前废纸行业分散、混乱的状态和秩序，走规范化、规模化的道路。这一点，她和协会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垃圾分类只是推动这种变化的契机”。
“仙豆回收”已在该领域进行规划，目前正在与部分地方政府洽谈合作，拟在一个区域内承包垃圾回收利用，为政府提供整套垃圾回收综合解决方案。“比如我直接把北京丰台区打包，而不是从一个小区推到另一个小区。” 仙豆会手CEO方浩表示，他们计划将业务从B端自上而下推向C端。去年，他们获得了1亿元的C轮融资，主要用于推动这一点。
仙都回收废纸分拣中心包装区
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回收体系中后端强大的企业正在逐步向前端延伸，B端正在向C端延伸。2018年，“小黄狗环保科技公司”收购了“本格回收”。前者原本是C端智能垃圾分类，后者直接连接B端垃圾回收。“笨哥”CEO方益奇表示，前者把分拣好的垃圾卖给了他们。后来双方觉得可以合作打造完整的产业链，于是达成了意向。
从B到C、从后端到前端的延伸，与垃圾分类的大势所趋密不可分。方浩说，创业之初，他们“踩了很多坑”。起初，它从C端开始，走到门口回收居民的垃圾。原来，难度很大，不计算成本：小区里的垃圾小贩堵住，物业不让进，门禁又堵了。“这些时间都是成本，当你终于突破重围来到门口时，你会发现用户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门了。” 方浩道：“在垃圾分类的背景下，至少物业绝对不会阻拦你。”
另一个大背景是“两网融合”，即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两大系统网络的有机融合。北京和上海都开展了相关工作，主要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向企业介绍。唐彦菊说：“两网融合需要委托企业直接在前端社区进行分类，可以直接从源头上减少垃圾量。因为垃圾分类越细，质量越好。”可再生资源和回收效率。”
这也可以解释清华花园街及其合作企业为何找到秦志华，并提出合作招募其回收人员，统一做清华花园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回收工作。秦志华不同意，“垃圾分类，说白了，主要是厨余垃圾分类，难度不高，技术含量和专业回收不同。一个是政府行为，一个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不一样的东西。儿子”。
秦志华的合同三年签一次，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目前的情况下，他也不知道合同到期后学校会不会转包给别人。早在三年前，清华园区开始推进垃圾分类时，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对，开始为改造做准备。如今，他在校园里经营着一家水果和奶茶店，还有一家理发店。“一年后，就让它完成，如果不让它转化。”
王安平没有转型的想法，但他也觉得生活很艰难。在北京整治的大背景下，近两年他搬了3次。2017年火灾后，他停了几个月，之后很多同事转行。他的站点移动得越远，情况就越糟糕。现在这个场馆没有屋顶，下雨纸会湿透，货源减少。据统计，2014年，北京市共有垃圾回收包装站约300家，从业人员30万人，达到历史高峰。如今，很多人估计北京只有100多个垃圾回收站。
唐彦菊表示，按照标准化、规模化的要求，未来北京的回收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各区可建设相应的大型回收包装站，逐步规范为正规回收企业，向全品类发展；二是前端逐步规范，废纸产业格局发生变化，回收站与造纸厂关系平等，废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为规避场地风险，“仙豆回收”一直租用国营分拣中心。目前，北京有3个地点，包括五环唯一的大型国营包装站——华景源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在这里，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地块年租金超过100万元。他们所在领域的工作人员着装统一，配备了20多辆自营车辆，都是同型号的小型货车。与它相邻的是一个传统的包装站，平均日产量在100-200吨。它忙于从各种类型的车辆中收集废纸，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去年，王安平的地盘也是一样，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回收包装站的邻居。王安平每天看着他们的车进进出出，思考着他们的前景。“他们做不到的，他们需要很多钱才能进去，他们需要自己的人。”
（秦志华、王安平为文中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