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隋唐两朝的对外战争，有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那就是隋唐两代，对于高句丽的一系列战争。其惨烈程度，甚至让以“房谋杜断”著称的房玄龄说出了：“彼高丽（高句丽别称）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兽穷则搏……向使高丽违失臣节，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于此，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那么高句丽为何会如此拉仇恨呢？
▲《王会图》中的高句丽使臣
首先要说明的，是高句丽人，和现代韩国人之间的区别。高句丽和另一个《三国史记》里的朝鲜半岛政权百济一样，都是扶余人建立的政权。虽然在三国时期，高句丽和扶余已经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根据《三国志》中“东夷旧语以为夫馀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馀同。”虽然扶余人并未像与他们相邻的鲜卑和其分支高句丽人那样，名声显赫，但是高句丽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却绝不在鲜卑之下。除了高句丽和百济两大分支之外，根据现代的研究，日本语也是扶余语系的分支。换句话说，当时在从中国东北，经过朝鲜半岛，一直到日本，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扶余语系带。
▲集安高句丽壁画中的高句丽贵族
当然，扶余人本身的文化影响，还不足以成为高句丽如此拉仇恨的原因。隋唐时期的高句丽，实际上已经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东北少数民族。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趁中原战乱之机，占领了现在今天朝鲜半岛北部，也就是当时的乐浪郡，以及现在辽宁半岛地区的辽东郡。在隋朝开始对高句丽发动战争之前，伴随着三百年的时间的扩张，高句丽甚至将大部分扶余人故地收入掌中。与此同时，伴随着与被征服地区的居民相互影响，高句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政权，而是一个类似于后来西夏那样，集农耕和游牧文化二合一的二元国家。
▲在高句丽壁画中，中原文化影响随处可见
这种二元的国家体制，为高句丽带来了巨大的军事优势，以原部族结构建立起的军事体制，让战时的高句丽几乎是以全民皆兵的方式投入战争，而且高句丽所拥有的城镇和来自中原的工匠，可以让高句丽军队，至少保持着优于周围游牧、渔猎民族和南部的三韩国家。因此根据现代韩国和中国历史学家的估计高丽，高句丽在巅峰时代，可以依靠区区几百万人口，建立起一支最高可能达到六十万的兵力，同时高句丽还拥有不亚于中原的具装骑兵。
▲高句丽具装骑兵
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加之占据的地理位置，可以轻易威胁到整个华北地区的位置，这些都足以让高句丽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而且，高句丽人高丽，还有一个让中原王朝不得不除之而后快的原因，那就是高句丽本身的外交影响。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强权，高句丽在隋唐时代不仅和百济达成同盟，同时还对靺鞨、契丹等民族产生了极强的控制和影响。高句丽人对契丹和室韦人的影响，和突厥人形成了相互冲突的关系，但是高句丽却并没有因此和突厥人翻脸，甚至在隋代，高句丽还和突厥人达成了同盟，这也直接导致了隋炀帝对高句丽的战争。毕竟这两个政权一旦联手，那么整个中国北方就会连成一条漫长的敌对军事链。
▲突厥军队
然而高句丽的外交却远没有止步于突厥。在中亚撒马尔罕发现的粟特壁画中，出现了一幅有趣的场景。这张壁画根据其中有关武则天和唐高宗的描写，可以推断修建时间应该是在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册封皇后之后。在这副壁画中，最有意思的是也出现了高句丽使者的形象。在画着各国使者的使臣壁中，头戴羽冠的高句丽使者被画在了最右端，并且和突厥和吐蕃的使者做窃窃私语状。
▲撒马尔罕壁画使臣壁，左二为突厥使臣，中间四人为吐蕃使臣，右二为高句丽使臣。
在永徽六年时，高句丽已经因为隋唐的打击而日薄西山，王权衰落，权臣弄权，地方势力膨胀。加之随时可能到来的中原王朝打击，都让这个国家处于亡国的危险之中。因此这两位高句丽使者所肩负的任务，很有可能正是想要和另外两个东亚强权，建立起共同对抗唐帝国的外交联系。加之由于扶余语系所构成的与百济和倭国的天然联系，让高句丽在外交上对唐帝国的三个方向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敦煌壁画《出殡图》中，也出现了头戴羽冠的高句丽使者形象，可见撒马尔罕出现的高句丽使者，绝非个例，而极有可能背后有着高句丽长期外交活动的背景。
▲白江口海战很大程度上，正是百济和倭国在高句丽的外交运作下，卷入了和唐帝国的战争。
总的来说，高句丽的确是一个足以对中原王朝带来巨大威胁的国家。也正是在中原王朝的打击下，高句丽最后走向了灭亡。但也正是高句丽的灭亡，加之唐朝无力在此保留媲美高句丽的军事力量，因此给东北地区带来了长期的权力真空。最终渤海国、奚、契丹等长期被高句丽压制国家和民族相继崛起，另一轮东北亚的权力更迭就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