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限牌”与“限行”是目前大部分一线城市用于缓解交通压力、降低拥堵的常见手段之一，北京率先开始以“摇号”的方式开始限牌，辅以“限号”来缓解交通压力之后，上海、广州、杭州、深圳、贵州等交通拥堵情况日益严重的城市也相继加入到“限牌限行”的队列之中。
面对拥堵，各城市各出“妙招”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北京市：摇号获得机动车号牌指标的概率之低已经成为了成为老生常谈，至于新能源汽车方面，最新一批的新能源指标已经发放完毕，下期批已经排至2027年。而外地车牌进京一年只能办12张限时7天的“进京证”，且在高峰期期间不能进入六环之内。
上海市：只能通过竞价方式获得机动车号牌指标，根据2月最新出炉的上海竞价成交单限时，超16万人参与这场竞投，只放除了不足9000个指标，最终平均成交价为89485元，最低成交价89400元。此外，购买新能源汽车也可以直接获得沪牌。而上海实行的限外措施则是上午7-10点和下午4-8点期间禁止外地牌照车辆开上高架，高架桥下不限行。
深圳市：同样是通过竞价方式获得机动车号牌指标，根据2月最新出炉的成绩单来看，最低成交价为55200元，平均成交价为57644元，此外还可以通过购买新能源汽车获得深圳机动车指标。深圳同样是上下班高峰期限外，非高峰期可以通行。
广州市：广州市对号牌的规定较为宽松，可以通过“摇号+竞价”两种方式获得机动车指标，虽然摇号几率不算太高，竞拍价格却远不及上海深圳。根据最新公布的2月竞价结果来看，最低成交价为33000元，平均成交价则为36240元。不过广州的限外比较特殊，是划定限行区域针对外地号牌汽车实行“开四停四”，从制度上来看是比上面几个城市的限行更加人性化。
更人性化的“开四停四”，来之不易
早在2012年，广州就开始了以“摇号+竞价”方式进行了限牌，不过与其他城市限牌与限外同步进行不同，广州迟迟没有推出“限外”细则。广州市人大代表林泰松在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认为单独“限牌”根本无法起到彻底的治堵效果。限牌政策的严格控制使得很多车主采取“曲线救国”的迂回做法，纷纷到广州周边等地上牌，然后这些外地牌照车辆回流到广州市区，导致广州市内交通拥堵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同时他认为广州塞车问题已经制约了城市发展，广州应该通过“限外”来缓解交通拥堵情况。
林泰松当时也表示：“关于广州‘限外’的问题我已经连续提了3年，今年是第4年。但我仍然坚持要提出加快实施广州‘限外’政策的建议”，他建议有关部门借鉴周边城市限外限行政策，“双限”配套执行，多管齐下才能有效缓解交通状况。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合作，完善周边城市地区的公共交通系统。
在与林泰松相同想法的无数人推进下，广州在2018年7月也开始试行自己的“限外”政策，外地车辆在指定范围内只能连续行驶4天，接下来的四天不能出现在限行区域内。“相比起其他城市的‘高峰期’限行，广州的‘开四停四’政策更为人性化”相关负责人表示。
更人性化的背后——继续恶化的交通拥堵
根据高德地图近日推出的《2018年全国拥堵城市排行榜》，2018年广州的交通出行高峰拥堵延迟指数为1.911，已从2017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2位。也就是说更加“人性化”的开四停四并没能帮助广州改善市内高峰时间段的拥堵情况，广州市的交通拥堵情况还在持续恶化。
人大代表再提议：取消开四停四，执行高峰期限外，新能源号牌也需加强管控
在“开四停四”对改善交通拥堵方面的无能为力，在2019年1月15日召开的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上文中提到的人大代表林泰松再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具体内容如上图所示。
可以看到的是，林泰松代表提出的建议依旧是遵循了他之前的主张：广州应该借鉴周边城市限外限行政策，“双限”配套执行，多管齐下才能有效缓解交通状况，其中他这次建议的“限外”措施就是学习其他城市的高峰期“限外”措施，此外，对于快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林泰松代表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在广州市交通压力持续增大的现实下，在“开四停四”政策起效不大的现况下，也不排除相关部门会重视起林泰松代表的建议。
总结：治堵工作道远且艰，非短时间可以解决
若是说一昧的相信“限行+限外”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城市拥堵，那也是不现实的，君不见北京、上海的“治堵”多年，拥堵情况依旧严重？城市拥堵其实最大的基本矛盾还是出在：快速增长的机动车数量、跟不上发展步伐的城市道路规划、公共交通的覆盖不全面这几大点之上。若是只想着限制发展而制定各种“限行、限牌”政策，无异于治标不治本，对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好处。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综合考虑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制定出一个真正适合自己城市的治理办法。